褚时健，一个在很多人心里传奇的名字，他曾是“烟草大王”，又锒铛入狱，大家都以为褚时健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没想到的是，74岁保外就医出狱的褚时健在哀牢山开始了二次创业，并再次成功，成为了“中国橙王”。

对于这次创业，褚时健说是因为“闲不下来”，想再做点事，但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则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因为“要吃饭”“要养活外孙女”。

老两口对于外孙女关怀备至，是因为她小时候吃了很多苦，也是因为女儿褚映群的自杀是他们心中无法磨平的伤痛。

· 大女儿褚映群

褚时健曾担任云南红塔集团、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的董事长，因为他成功将红塔山打造成我国的名牌香烟，还让玉溪卷烟厂成为了亚洲第一的现代化大型烟厂，而成为了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和“中国烟草大王”。

可能会有人觉得，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都是幸福的，但那个年代，事情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褚时健曾在动荡年代里备受打击、吃了很多苦，他的女儿褚映群也是在一个堪称“艰苦”的条件下长大的。

褚映群是褚时健的第一个孩子，但人们的目光永远都落在褚时健身上，对于褚映群的了解其实并不多，甚至连褚映群具体的出生日期，大家都不太了解。

可以确定的是，褚映群成长于动荡年代，当时褚时健在农场改造，妻子马静芬不顾他人的劝说，放弃工作带着年幼的褚映群前往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农场一同生活。马静芬对此曾表示，“三个人在一起就是幸福”，从后面的事情来看，这种家庭观对于褚映群的影响十分深刻。

农场的日子比想象中艰苦，马静芬要照顾孩子，还要养猪、种菜、碾米，有时候甚至还要躲避钻进屋子里的大蛇，褚映群的生活当然也不太好，可她一直都被父母保护得很好。

比如，有一天夜里，褚时健的家里钻进了一条大蛇，当时褚映群已经睡着，母亲马静芬的第一反应是抱着女儿往外跑，可外面一片漆黑，同样可能有蛇，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危险，思来想去，马静芬又将褚映群放回床上，卷好蚊帐边缘，防止蛇钻进来。那一晚，马静芬根本不敢睡觉，睁着眼睛等到深夜褚时健回来。

又比如，只要有机会，褚时健就会带着褚映群去新平县城里玩，这是年仅6岁的褚映群最快乐的事情。褚时健会给女儿买2毛钱一杯的糖水，带她在县城里四处闲逛，看那些在农场里见不到的新奇玩意。长大后，褚映群总会想起那杯糖水，虽然是“简陋”的饮料，但这种甜入心里的滋味，仿佛永远留在了褚映群心里。

或许，对于褚映群来说，当时的生活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上却是快乐的，相较于之后的生活，褚映群可能更怀念当初。

· 姑娘自杀了！

这可能并不是猜测，而是有据可循的。在前往玉溪卷烟厂当厂长之前，褚时健曾被调往糖厂工作，说得好听是糖厂，说得不好听那就是一个“手工作坊”，但褚时健不在意厂的大小，一心扑在工作上，当时褚映群也在新平县城里读书，一周才回一次家，这让褚时健和女儿的交流也越来越少，两个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褚时健意识到这一点是有一个周末，褚映群本该离家去学校上课了，但她却拖拖拉拉不肯走，褚时健问女儿为什么还赖在家里，褚映群就是不说话。最后，还是马静芬告诉丈夫，学校里要交买字典的钱，褚映群没钱又不敢跟爸爸开口要，也“不敢”去上学。

可意识到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因为褚时健越来越忙——尤其是调往玉溪卷烟厂当厂长之后，褚时健根本一心扑在烟厂里，很少照顾家庭。后来，褚映群也工作了，父女之间的交流就更少了，但从一个细节上，我们似乎也能看出褚映群对于父亲的眷恋和对于家庭的情感。

因为褚映群总是劝父亲“早点退休”，回家享享清福。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或许是当年母亲所说“一家三口在一起多幸福”的情感投射，虽然褚映群有了弟弟、虽然他们工作都忙，但她仍然希望父亲能够更多地回归家庭，这才是褚映群心中“幸福”的来源。

当时，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怎么可能甘心就此退休？所以，褚时健虽然从未反驳女儿，但他也没有退休的打算，这也成为了日后褚时健后悔的原因之一。

有时候他也会想，如果他听了女儿的话，早点退休，后面的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女儿也不会自杀，外孙女也不会吃那么多苦，但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后悔药。

1995年，一封举报信将褚时健的生活和事业搅得天翻地覆。那封匿名举报信上指名道姓地表示，有个体烟贩子和烟草公司相互勾结，通过马静芬的介绍，以行贿的方式获取卷烟指标。

于是，相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5月，马静芬的弟弟和妹妹被警方带走调查，8月时轮到了褚映群，最后则是马静芬本人。

最初包括褚时健在内的所有人都觉得“问题不大”。在烟厂“批条子”是常事，当时几乎每个卷烟厂都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来要求“批条子”，而且褚时健对于“批条子”的事情十分谨慎，他觉得警方调查后，这件事情也能“说得清楚”。

可没想到的是，事情还没调查清楚，褚映群就在河南的看守所里自杀了！

当时，褚时健还是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公司的董事长，省委书记将这个噩耗告诉了褚时健，而且，尸体已经火化，褚时健连见女儿最后里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后来，褚时健的律师马军回忆称，他接到了褚时健的电话，前往他办公室后，褚时健就拉着他的手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姑娘死了！自杀了！

马军认为，这可能是褚时健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痛哭，他为女儿的死痛心，也后悔没有听女儿的话。因为褚时健第二句话说的就是“是我害的我姑娘”。

· 无法抹平的伤痛

关于褚映群的死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褚映群是用刀片割腕自杀的，现场十分惨烈；也有人说，褚映群是上吊自杀的，被发现之后，褚映群被紧急送往了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但最终也没被救过来。

还有人说，褚映群在自杀前留下了遗书，大意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她自杀不怪任何人。

褚映群的死其实也引起了一次波澜，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还觉得褚映群是不是“被自杀”的，但这一切都是猜测，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褚映群确实留下了两行遗书，但遗书没有被公开，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

外界猜测，褚映群是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才自杀的。因为除了牵涉到行贿案件之外，褚映群当时的个人生活也不太顺利，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孩子在珠海，生活上其实并不开心。曾有人说，褚映群经常发呆，也没什么精神，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有点“抑郁”了。随之而来的看守所生活则彻底摧毁了褚映群的求生欲望，所以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而母亲马静芬则将“错误”归咎于自己，她说，名字没给她取好。马静芬说，褚映群的名字是“算过的”，她把所有字典都拿来“计算”，才取了映群这个名字，可她还是要“早走”。

褚映群走了，留下的除了是已经白发的父母，还有本该由她养育的女儿。在褚映群死后，女儿到底该怎么办成了一个难题：褚时健和妻子都在等待受审，他们的儿子褚一斌则远避国外，父亲也无法投奔。

最终，这个小女孩被任新民接回了家里——后者一直被视为是褚时健“干儿子”一般的存在。任新民对她像亲女儿那样疼爱，给她买衣服、送她上学，甚至还负担了她出国留学的学费，这让她非常感恩，后来改姓为任，名叫任书逸。

在加拿大读书时，任书逸不好意思要太多钱，靠奖学金和拼命打工挣钱，但幸好后来的日子还不错，她认识了男友李亚鑫，如今两人已经结婚生子，日子过得还算幸福。

在褚时健出狱之后，两位老人似乎将对女儿的情感都投在了外孙女身上，以至于褚时健年逾古稀还要承包荒山创业，要“养活外孙女”。

任书逸同样对外公有感情，所以她和李亚鑫放弃了加拿大的生活，回来陪褚时健“二次创业”，而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对褚时健也是一个“弥补的机会”，此前他因为事业而疏忽了女儿，而外孙女陪在身边，让他有了弥补的机会。

或许，这对于没机会见女儿最后一面的褚时健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